舌诊与脉诊的主要意义，是它们在辨证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。辨证是在病的基础上进行的，即首先要确定病名，然后才能谈到辨证，中医确定病名并不十分困难，确定病名的方法有以下几种情况，如有的以病因做为病名，如虫积、食积、痰饮等；有的以一种突出的症状做病名，如喘证、眩晕、水肿等；有的以季节和疾病的性质做病名，如春温、冬温等；有的以季节和季节主令做病名，如夏暑、秋燥等；有的以代表一组症候群做病名，如太阳病、阳明病等。病名确定之后，才能谈到辨证，换句话说，辨证只有在“病”的基础上，才能发挥它的作用，离开了病，辨证也就设有什么意义了，因此辨证本身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病，而是一种分析、认识所有疾病的病因、病机、病位、疾病性质和正邪消长等各方面的方法，在具体应用上必须有具体的病为基础。疾病反映在舌象和脉象的变化，是辨证不可缺少的资料和重要的依据，两者在客观上存在着统一的规律，两者互相支持，互为佐证，相辅相成。

各种脉象与舌象都各自有自己的主证，一种病脉的出现，遂之出现相应的舌象，反之，舌象的变化，也随之带来了脉象的变化，也就是所谓脉象与舌象的统一规律，这种规律是从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，有客观的可靠性，表现在辨证中就是实脉见实舌象，虚脉见虚舌象；主表的脉见主表的舌象，主里的脉见主里的舌象；主热的脉见主热的舌象，主寒的脉见主寒的舌象。例如，感冒、脉浮、舌苔薄白。浮脉主表证，薄白苔亦主表证，脉象主证与舌象主证相符，感冒病即可成立。感冒又有风寒、风热之不同，脉象与舌象表现亦不同。表寒证，脉象浮紧，舌苔薄白，舌质设有变化，浮脉主表，紧脉主寒，浮脉与紧脉同时出现，即提示为表寒证，白苔亦主表主寒，因此确定为表寒证。表热证脉象浮数，舌质红，苔薄白或薄黄。脉浮主表，数脉主热，浮脉与数脉同时出现，即提示为表热证。舌质红主热，苔薄白或薄黄主表主热，因此可确定为表热证。再如阳明病，脉象洪大或实，舌红苔或黄或黄干。洪大脉或实脉主里主热主宴，舌红主热，苔黄或黄干主里主热主实，因此可确定为阳明病。再如虚证，脉细、舌淡白。脉细主气血两虚，舌苔淡白亦主气血两虚，虚证即可确定。通过对脉象与舌象的分析，可为治疗制定总的原则提供可靠的依据。

在一般的情况下，脉象与舌象所反映的客观情况主证是一致的，但亦有时舌象与脉象所反映的主病不同，这种情况一般病情较为复杂，不是那么典型单一。临床上的表里错杂证、寒热错杂证，虚实错杂证都可能出现脉象与舌象的主证不一致，这样的情况，就要结合其他症状进一步分析，以决定取舍的问题。或者脉象与舌象都有意义，治疗时又要采取相应的措施。例如臌证病人，临床常表现为身体赢瘦，腹胀如鼓，脉弦舌苔光绛无苔，是典型的虚实错杂证。舌绛是阴虚的舌象，但病人又有腹水，脉弦体瘦，是肝亢脾虚，因此这种情况下的绛舌，就不能说明是阴虚了，即绛舌之主证与实际情况不符，要舍去舌象，而取脉象，治疗就应抑术健脾，利尿消水。再如突发暴病，如厥证、失血、中毒、昏迷病人往往首先反映于脉象，舌象的反映远不如脉象反映的快，在这些情况下，脉诊往往对辨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所以陆定圃说：“淡白苔亦有热证，黄厚苔亦有寒证，舌绛无苔亦有痰证，当以脉证便溺参看。”

而在温病的卫、气、营、血各个阶段，舌象对于临床辨证的意义又显得比脉象重要一些。除此之外，脉象与舌象在临床应用上还要排除个体的差异，如清代董西园说：“瘦者肌肉薄，其脉轻手可得，应如浮状；肥者肌肉丰，其脉重按乃见，当如沉类，反者必病。浮、大、动、数、滑阳也，人无疾病，六部见此，谓之六阳脉，非病脉也，其人禀气必厚，多阳少阴，病则多火。沉、弱、涩、弦、微阴也，人无所苦，六部皆然，谓之六阴脉，其人禀气清平，多阴少阳，病则多寒。但六阴六阳之脉不多见，偏见而不全者，多有之。”是说脉象与体质有密切的关系。其中所说的六阳脉和六阴脉本为病脉，但其着眼点在于“人无疾病”和“人无所苦”二语。换句话说，脉象必须与证结合起来才有实际的意义。所以张景岳说：“持脉之道，须明常变，凡众人之脉，有素大素小，素阴素阳者，此其赋之先天，各成一局也。”这是体质的差异。机体的状态对脉象亦有影响，如剧烈的活动，可引起脉搏加快；休息和睡眠时脉搏减慢；食后大量的血液流人肠胃，以助消化器官的活动，脉搏亦可减慢。精神因素对脉象亦有影响，如《脉经》说：“问日：人病恐怖，其脉何类？师日：形脉如循丝累累然，其而白脱色。”又说：“人愧者，其脉何等类？师日：其脉自浮而弱，面乍白乍赤。”都说明精神情绪对脉象有影响。其他如气候等对脉象亦都有影响。这些问题都应考虑在内。

舌诊也同样存在个体的差异，例如由于生理的原因，舌质可稍红或稍淡，《辨舌指南》引《利济外乘》中说：“无病之舌，形色各有不同，常有清洁者，有稍生苔层者，有鲜红者，有淡白者，或为紧而尖，或为松而软，并有牙印者，此因无病时各有禀赋之不同，故舌质亦异也。”《舌诊研究》从现代医学分析亦认为有些舌象的异常变化属生理上的原因，如正常人可有0.5%的人是裂纹舌。亦有因疲劳过度，夜间失眠或睡眠不足翌晨可见厚苔。因此，舌象的表现也同样存在着个体的差异。

总之，舌诊与脉诊是辨证的主要依据，所谓的辩证，就是从许多实际问题中概括起来的原则，是认识客脱事物的方法，它必须与各种具体疾病结合起来才有真正的意义，例如咳嗽、痢疾、水肿、黄疸等疾病都存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不同，但是咳微的表与痢疾的表决然不同；水肿的里，与黄疸的里亦决非相同，治法各异，因此辨证就是利用疾病的具体条件，和病程中形成的具体表现的内在规律和现阶段的特殊性，予以具体解决。舌诊和脉诊一般不能直接做为诊断某些疾痢的依据，其主要的作用是在诊断的基础_上，为辨证提供主要的依据，舌诊与脉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它们所反映的主证是统一的，为辨证施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但有些情况下，也可出现脉象与舌象反映的主证不统一，是舍脉从舌？还是舍舌从脉？或两者兼取？都必需运用四诊，综合分析，辨别清楚，以制定出正确的治疗原则。

舌诊与脉诊虽然最早都见于《内经》但从内容和重视的程度来看，舌诊远远比不上脉诊。

《内经》有关脉诊的内容非常丰富，无论是对诊脉的方法、脉名、正常脉、病脉以及死脉的认识，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。如诊脉方法有“三部九候法”、“人迎脉口诊法”、“尺寸诊法”、“寸口诊法”等等。对正常人的脉象，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篇》说：“人一呼脉再动，一吸脉亦再动，呼吸定息脉五动，闰以太息，命日平人。”《素问·三部九候论篇》说：“察九候，独小者病，独大者病，独疾者病，独迟者病，独热者病，独寒者病，独陷下者病。”说明正常人的脉象应该是一呼一吸五至，脉象应该不大不小、不迟不数，不浮不沉，即从容和缓，所谓有胃气的脉，否贝则即是病脉。对病脉，《内经》提出浮、沉、大、小、滑、涩等数十种脉名。对死脉，即真脏脉的表现亦具体指出其形象，如《素问·玉机真藏论篇》说：“真肝脉至，中外急，如循刀刃，责责然，如按琴瑟弦，真心脉至，坚而搏，如循薏苡子累累然。真肺脉至，大而虚，如以毛羽中人肤。真肾脉至，搏而绝，如指弹石辟辟然。真脾脉至，弱而乍数乍疏。”都是失于和缓，无胃气的脉象，故皆主死，对于反常之怪脉，《素问·大奇论篇》提出有浮合、火薪然、散叶、省客、丸泥、横格、弦缕、交漆、涌泉、颓土、悬雍、偃刀、如丸，如华等，这些脉象有的包括在后世的七怪、十怪脉中，有的已无法考证，但无疑都是反常的脉象。《难经》确定了独取寸口的诊法，这种诊法简便易行，为以后最通行的诊法。张仲景以“寸口诊法”为主，他把脉象分为阴阳两大类，如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说：“问日，脉有阴阳者，何谓也？答日，凡脉大、浮、数、动、滑，此名阳也；脉沉、涩、弱、弦、微，此名阴也；凡阴病见阳脉者生，阳病见阴脉者死。”他在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两书中，各篇首都贯以“辨某某病脉证并治”可见张仲景将脉诊做为诊断疾病主要的、不可缺少的手段，说明在那个时代，就非常重视脉诊的意义了，也是诊断疾病不可缺少的方法。

重视脉诊还可以从另一方而得到证明，如《淮南子·泰族训篇》说：“所以贵扁鹊者（这里扁鹊凡指所有医生），非贵其随病而调药，贵其摩息脉血知疾之所从生也。”东汉《王符潜夫论·述赦篇》也说：“凡治病者，必先知脉之虚实，气之所结，然后为之方，故疾可愈，而寿可长也。”张仲景曾严厉批评那些不精心诊脉的人，说他们不可能“视死别生”，只不过是”窥管而已”。在张仲景以前，将脉诊做为主要的诊断疾病的手段已非常明确。而此时的舌诊在以上各各方面都是与脉诊无法相比的。《内经》有关舌诊的内容，只提到心病舌卷，热病舌干，舌烂，表证传里舌黄等等，虽然注意到了有些疾病可以引起舌的变化，或者说是将其作为某些疾病出现的症状，尚未就对诊舌的方法、舌名以及正常舌象、病舌等提出象脉诊那样的理论根据。《难经》有关的舌诊内容也不多，只提到厥阴气绝，可引起舌卷。张仲景虽然首先将舌与苔分开，对舌诊有很大的贡献，并亦有时将舌的变化作为辨证的条件之一，但与他对脉学的重视程度，及临床实践之应用相比较，舌诊是极其次要的。

总之，舌诊与脉诊虽然都导源于《内经》，以后《难经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等都有所补充，但是无论是理论方面，还是对临床诊断的意义上，以及对疾病的预后判断，舌诊终究处于很次要的位置，而脉诊的重要性及其重视程度是无容置疑的，在诊断上尚看不出明显的结合关系。

张仲景之后，舌诊的发展仍然是缓慢的，而脉学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。首先是《脉经》的出现，将脉学推向了空前的水平，大大地提高了脉学在诊断上的地位。《脉经》的作者王叔和是西晋人，曾做过太医令，具有深博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，他将古代的脉象名称进行考证删节，整理成二十四种脉象，并具体说明了每一种脉象的形象，便脉象有了统一的标准，同时解决了“寸日诊法”的寸关尺的部位问题，以及两手六部所主脏腑问题，对脉象进行了分类，并对诊脉的时间和不同的人与脉的关系都进行了客观的论述。《脉经》对于脉学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，在脉学系统化、规范化上迈进了一大步。但《脉经》的缺点是文义深奥，不利于广泛传播，因此到宋代出观了假借王叔和之名的《脉诀》的出现，《脉诀》的特点是诗歌性质的文体，容易咏读，通俗易懂，为初学之人所愿意接受，因此流传甚广。但其中谬误之处很多，所以它一出现，即遭到广大医家的反对，元代戴启宗著《脉诀刊误》对《脉诀》逐条加以批驳。

《脉诀》是脉学著作中的谬种，但是因为它通俗易懂，又为初学习的人愿意接受，因此没有一个同样通俗易懂的、正确的脉学著作代替它，想要阻止《脉诀》的流传是不可能的。在此期间虽然还有唐代杜光庭的《玉函经》、宋代崔嘉彦的《四言脉诀》、刘元宾的《脉诀机要》、施发的《察病借南》、元代滑寿的《诊家枢要》等脉学著作，但是这些脉学著作不是文义深奥，就是内容不够全面，因此都不能取代《脉诀》。

明代李时珍的《濒湖脉学》的出现，将脉学的成就又一次推向高潮。《濒湖脉学》不但广收，各家脉学之长，并解决了一般人读《脉经》的困难，从实际起到批判伪著王叔和《脉诀》的作用。《濒湖脉学》简明易懂，言浅义深，因此刊行以宋，大行于世，受到医学界的广泛欢迎，将它作为学习医学的必读之书。

舌脉虽然也有所发展，但仍散在于各论之中，如《脉经》、《中藏经》有关舌脉的内容，基本是沿袭《内经》而来。隋唐时期巢元方等撰的《诸病谬候论》有关舌脉的内容，较前有所增加，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。元代才出观第一部舌诊专著，即《敖氏伤寒金镜录》，此书对于舌诊学来说，虽然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但无论是其理论性、系统性、以及规范化方面都与《脉经》无法比拟。但它作为诊断的方法被确定下来，尽管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受到伤寒家的重视，却对温热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，以对脉诊的冲击与结合，形成了中医学最具特色的诊断手段之一。

明清以后，温热家的兴起，舌脉学的发展进人高潮，先后刊行有关的舌脉专著，主要的有申斗垣的《伤寒观舌心法》、张诞先的《伤寒舌鉴》、傅松元的《舌胎镜志》、粱特岩的《舌鉴辨正》、刘恒瑞的《察舌辨证新法》、曹炳章的《彩图辨舌指南》、杨云峰的《临症辨舌法》、邱骏声的《国医舌诊学》等专著。解放以后，刊行的舌诊专著有，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《中医舌诊》、上海陈泽霖、陈梅芳台著的《舌诊研究》，使舌诊发展到一定的高度，它与脉学结合在一起，共同成为中医诊断学的主要方法。

总之，脉学发展到《脉经》第一次高潮的出现，至《濒湖脉学》第二次高潮的到来，这一时期，脉学在诊断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。元代《敖氏伤寒金镜录》的出现，打开了舌诊学的发展的帐幕，明清以后温热家的兴起，舌诊学的发展进人高潮，有关舌诊的编著不断涌现，但从其发展先后来看，两者具有很明显的“时间差。”